《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作為全面系統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現已出版三卷。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習近平總書記對古今中外典籍的引用俯拾即是，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引述，既彰顯了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與運用，又體現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內涵。今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關于認真組織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要精心組織、周密安排，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與第一卷、第二卷作為一個整體，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既要求我們深入學習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同時又包含我們必須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學習研究。
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運用和發展，體現在多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是指導人們解決現實問題的行動指南的前提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的《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兩次引用恩格斯在《致韋爾納·桑巴特》中的論述來揭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質。
《致韋爾納·桑巴特》是恩格斯于1895年3月11日寫給韋爾納·桑巴特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面對韋爾納·桑巴特指出的應該根據馬克思《資本論》手稿寫出比現有形勢更好東西的提議時，恩格斯說道：“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在這里，恩格斯主要強調讀者面對馬克思著作要“更多地進行獨立思考”。習近平總書記在上述兩篇文章中引用這段論述，證明馬克思主義并非“一成不變的教條”。通過認真閱讀這些論述，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的堅持，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堅持。
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構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我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需要構建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的《努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論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論述，來說明構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要立足中國現實，而且要緊跟時代發展。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指出，因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所以要運用唯物主義方法來分析評價路易·波拿巴發動的霧月十八日政變；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恩格斯關注理論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強調不同時代有不同理論。這兩段論述強調構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方面要立足中國現實，“從實際出發”“從國情出發”“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特點”；另一方面要緊跟時代發展，勤于“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通過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
借助馬克思主義經典，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更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的《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引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論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把人民政協制度堅持好，把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好》，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4期上發表的書評》中的論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的《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引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的論述，分別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生態建設等方面，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說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這里強調了經濟對上層建筑的基礎決定性作用。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4期發表的書評》中，馬克思、恩格斯針對將民主理解為“普遍民主”并借此欺騙群眾的做法，指出“民主是什么？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問題就在于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運用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最終使這些地方變為不毛之地；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破壞樅樹林的同時將自己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等例子，警告世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
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上述論證，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以經濟建設帶動社會的整體發展；在政治建設過程中，實現民主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人民政協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獨特優勢，“中國式民主在中國行得通、很管用”；告誡人們要注意生態建設，時刻牢記“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通過閱讀這些論述，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數次引用，既彰顯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又證明了深諳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在此基礎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現實，緊跟時代發展，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好堅持、最大發展、最恰運用。
